经历了一季度的“绿芽式”复苏,在季节性因素消除和外部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数据从4月开始又逐步回归常态。当前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增速究竟将在什么水平上保持稳定是健康的?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胀和财政可持续性是否是需要考量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出席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十年庆典期间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些思考》的演讲。 在余永定看来,当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仍然充分,尽管近期由于猪肉等价格的扰动而导致通胀小幅攀升,但未来压力可控且核心通胀仍稳步下行,因此在强调调结构、追求高质量增长的同时,我们的政策决策应是争取一个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今年初,余永定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时就提及,“一定的经济增速也是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的基础。”他认为,为了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国仍应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地方政府应该主要通过发债而非从银行借钱的方式进行基建融资。 余永定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主要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步入“新常态”,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追求质量转变;第二个特点是近十年来通胀非常低。最高时是2011年6月的5.7%,在那之后开始持续下跌,基本是2%左右。另外,自2012年3月起,中国的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 就短期因素而言,余永定认为,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出现下降,一定程度上拖累了GDP增速。同时,将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分解,分为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其中基建投资的降幅最大。 在这一背景下,余永定认为,不应该依据一些长期因素来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因为在全球范围内,依据这些长期因素确定潜在经济增速有时并不完全可靠。他称,“我认为在确定不会导致通胀恶化,同时有充分的政策空间情况下,争取一个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这种方法事实证明是比较成功的”。 数据显示,中国5月CPI同比增长2.7%,预期2.7%,前值2.5%;PPI同比增长0.6%,预期0.6%,前值0.9%。其中,CPI有所攀升、PPI环比和同比涨幅略有回落,但核心CPI保持平稳,通胀整体表现温和,机构普遍认为这为货币政策预留了较大的操作空间。 在余永定看来,之所以要维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速,一是因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很多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一定的增速也是结构改革的基础;二是因为如今中国面临外部不确定性,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潜在影响,而为了部分抵消这种影响,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可以采取的。 在余永定看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 他此前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就官方数据而言,2017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36.2%。考虑到或有债务,上述占比可能更高。但比起世界上其它多数国家,中国公共财政情况仍然十分健康,且并非所有地方政府债务都是坏债。因此,中国政府仍然有一定的空间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速平稳健康,在贸易顺差逐渐减少甚至可能由正转负、私人投资踌躇不前的情况下,可行的方法可以是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可以不拘泥于3%的赤字目标。 中国公共债务/GDP之比仍较低。来源:IMF 余永定也认为,货币政策应该配合财政政策,来为财政政策创造支持性的环境(例如降低地方政府发债成本)。 “早前有说法称央行货币超发,这是缺乏客观依据的。实际上,很难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过于具有扩张性的。大家衡量央行是否货币超发经常用M2对GDP比例,这一比例在中国的确是世界上是较高的,但我们还要看其它指标,比如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英国银行扩张了6倍多,日本是4倍多,美国是3.5倍,而中国人民银行是1.5倍,跟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央行扩表力度并不大。” 此外,他还表示,中国的M2对GDP之比之所以高,很大程度是跟中国的高储蓄率有关(提高了分子),且这一比例较高并不一定会有高通胀率,所有该比例较高的国家反而都是低通胀,而较低的国家通胀却很高。 当前,多家机构预计,中国还将在2019年降准100bp,届时中国也可能跟随美联储降息,但降息并非指存贷款基准利率,而是说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包括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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