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

编者按

教育评价是教育教学工作的指挥棒，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定盘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讲话中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李克强总理也强调，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学校办学主体作用，大幅减少各类检查、评估、评价，加强对办学方向、标准、质量的规范引导，为学校潜心治校办学创造良好环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有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领路导航。

作者：张家勇（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综合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不科学的评价让教育面临瓶颈

长期以来，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对教师、学生、学校、教育工作带来很大负面影响，成为发展素质教育的拦路虎、深化教育改革的绊脚石、教师和学校的紧箍咒，破坏了良好教育生态，扭曲了教育目标，妨碍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全面落实，是必须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唯分数、唯升学，催生应试教育怪圈。考试成绩是评价学生的标准，考分排名是评价教师的标准，升学率是评价学校的标准。唯分数、唯升学在“五唯”中危害最盛，注重知识传授和应试操练，忽视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品德修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全面发展变成跛脚走路。将升学率与工程项目、学校排名、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硬挂钩，束缚了教师创造创新活力。教育的压力普遍前移，中小学超前教育、过度教育普遍存在，学生和教师都太苦太累。家长是重要的教育评价主体，部分家长短视、功利、片面的教育评价观对孩子成长和学校人才培养产生不良影响，家长不惜代价为孩子报过多课外补习班，校内减负校外加压，是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唯文凭、唯论文，扭曲人才评价标准。很多单位选人用人重学历、唯文凭，非985、211毕业不录，非海归、博士不用。论文成为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年终考核、人才计划、科研项目等的首要标准，形成重科研轻教学、重学历轻能力、重知识轻素质的不良风气，催生论文买卖市场和职业代笔写手，甚至带来科研游戏化、空壳化、泡沫化。学术刊物成为争相追逐的香饽饽，为了发表不择手段托关系、组团游说做工作、杜撰实验数据、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审意见。2017年更是爆出107篇论文被国外学术期刊撤稿，严重损害了中国学者的国际声誉。

引进人才“唯帽子”，加剧教育功利倾向。“帽子”是确定科研人员科研经费、工资待遇、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第一标准。两院院士、国家级教学名师、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等高层次人才成为各方重金延揽的对象。很多高校不惜血本引进校外高层次人才，根据“帽子”大小确定年薪、住房、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等超级待遇，造成有限资源过分集中，“引来女婿气走儿子”，恶化校园学术生态，引发盲目攀比之风。

不科学的评价让教育面临瓶颈。目前，“五唯”教育评价体系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影响到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必须深化改革加以克服。

找准病根、对症下药、精准突破

教育评价改革点多面广线长，必须在实处、细处、深处发力，找准病根、对症下药、精准突破，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最终目的，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以第三方评价为着力点，推动评价主体多元化。从制度角度分析，政府作为教育评价主体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监管，缺乏从严监管的动力和压力，毕竟出了问题大家都有责任，所谓“家丑不外扬”。来自社会力量的监管相对薄弱，能够参与教育监管的渠道很有限，对教育工作的实质性影响有待提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2015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构建学校内部评价的自我监控和社会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教育评价体系，支持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规范开展教育评价。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应运而生，提供委托项目、自主开发项目等教育评价服务，成为教育评价领域重要生力军。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数千家，但真正掌握现代教育评价核心技术、拥有专业教育评价人才的比例很低，很难提供高质量教育评价服务，没有能力承接政府外包的教育评价项目。需要以政府购买社会教育评价服务为着力点，积极培育多元评价主体，支持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评价机构创新评价技术，坚守评价客观中立立场，严控评价数据安全，不断提升基础能力建设，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利用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渠道更新家长教育观念，让家长更理性地参与孩子成长、学校教育评价活动。

以教育督导改革为重点，切实减轻中小学负担。从政府内部看，监管主体过多，监管内容过于庞杂，监管活动过于频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无暇全身心聚焦主责主业。据调查，中西部地区中小学校长每年接到上级部门下发文件数百份，最高的超过700份，还要接待各类检查、评比活动，学校管的过多、过细，学校活力出不来。我们亟须以教育督导改革为突破口，吸收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知名学者、教师校长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成立新型教育督导机构，统筹面向学校的监督、指导、检查、评估、评比、评价活动，切实为中小学减负。试行学校档案袋制度，对学校进行持续性、科学性评价，不再单纯以升学率等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标准。推动国内教育评价机构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加快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

以研发教育评价核心技术为重点，促进教育评价方式多样化。我国已经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全覆盖的教育评价体系，但教育评价专业人才匮乏、评价理论与技术相对落后、评价方式方法单一、评价数据质量不高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政府部门对教育工作的监管不外乎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安排访谈、看资料、专题调研、视察、随机抽查、现场考察、问卷调查等，被监管单位在监管过程中直接插手很多具体检查安排，全程陪同检查组，检查组难以掌握全面真实可靠的信息。政府和社会对学校的评价、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也同样存在教育质量观和评价方式方面的问题。我们亟须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评价理论和技术，加快培养教育评价专业性人才，创新教育评价体制机制，建立德育、素质教育科学评价体系，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建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长效机制，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以规范“帽子”为重点，建立现代人事管理制度。建立高校高层次人才统筹机构，协调各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规范各类人才引进计划，统一管理各类人才项目、基金和奖励计划，促使人才流动规范化和制度化。完善人才引进管理机制，严格规范人事工作制度，禁止高校采取违规做法招揽人才，不鼓励经济发达地区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完善人才称号制度，不再固化各种人才称号，任职和服务期满称号自动取消，不再享受原有待遇。建立高层次人才流动补偿机制，给予高层次人才流出高校相应补偿。建立合理的工薪制度，制定同一地区、同类型人才薪酬最高限额，避免盲目攀比竞相叫价。建立品德、能力、业绩、同行评议、学生评价等多维人才评价标准，为高层次人才绩效考核提供科学依据。引育结合，重视培养本单位潜力型人才，为不同类型的人才提供平台和机会，以新的增量盘活存量，引进人才和校内人才同岗同酬，使职业晋升通道、社会上升通道更加畅通，解放教育和科研生产力。

以综合评价为重点，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是教育评价的核心，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中枢神经。长期以来，高考和中考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缚住师生手脚的绳索。综合评价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重点和基础，是破解“唯分数”的必然选择。“唯分数”的直接原因是考试评价标准、手段、形式、主体过于单一。必须继续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确立德育和素质教育的科学评价体系，建立中小学学生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笔试、面试、实操、档案袋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多维度、多侧面的评价，全面考查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引导中小学发展素质教育。综合素质评价是综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增强操作性、提高区分度、健全诚信和保障机制，全面客观地做好学生成长过程记录。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赋予高校考试招生自主权，健全学校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创新招生录取方式方法，使教育选择更多样、成长道路更宽广，实现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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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的教育评价改革

十八大以来，人大执法检查、政协民主监督、教育督导、审计、监察、纪检、巡视等全面发力，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全覆盖的教育评价体系，共同守卫教育一片净土。

学生评价层面，综合评价正式起航。全面启动自恢复高考以来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改革，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7年上海市、浙江省以“两依据一参考”为核心内容的高考改革首批试点顺利落地，2017年北京、天津、海南、山东第二批试点正式启动，31个省份形成实施方案，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成为升学选拔的重要参考。相应地，中考改革加快推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并行实施，为素质教育营造更有利的环境。“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分分计较”等沉疴将逐一消除。

教师评价层面，更加贴近工作实际。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更加贴近工作实际，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以社会和业内认可为核心的评价新机制初步形成，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评价标准更加科学，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和师德要求，增加工作业绩、工作年限权重，探索以教案、研究报告、工作总结等教学成果替代论文要求。等级设置更加合理，正高级教师引领作用更加明显，激励更多优秀教师积极进步。评价机制更加完善，坚持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学校、学生、家长共同参与，采用说课讲课、面试答辩、专家评议、推门听课、随机抽题说课等形式，增加基本能力素质考核。通过个人述职、考核测评、征求学生和家长意见等方式全面考察教师职业操守。

学校评价层面，绿色评价渐入佳境。2013年教育部颁布《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以品德发展水平、学业发展水平、身心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学业负担状况等5个方面20个关键性指标，建立一套全新的“绿色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在全国遴选30个地区作为国家实验区。上海市持续开展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综合评价改革，构建“三位一体”的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成都市青羊区引进第三方评价技术推动学校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用大数据开学业诊断书，学生成绩单是一份包括知识应用、技能应用、能力倾向3个方面、16项指标上百个数据的学科评价报告。2015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启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2018年发布首个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德智体美和学校教育教学等状况进行客观呈现，并对如何进一步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提出建议。

政府评价层面，形成公共治理新格局。针对政府教育履责，多样化、专业化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初步建立，督政功能不断加强。各级人大采取执法检查、专题询问、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网上征集意见建议、召开座谈会、专题调研、议案、代表视察等多种方式方法，加强对教育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人民政协通过会议、委员视察、提案、专委会的专题调查研究等等，对教育事业发展进行民主监督。各类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大量涌现，社会各界参与和监督评价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