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课外负担”难题须综合治理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是一个牵动千家万户的话题，也是一道难题。

　　日前，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政协委员专门围绕“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建言献策，足以说明其重要性。课外负担过重，压得孩子气喘吁吁。15位全国政协委员怀着对国家、对孩子们的诚挚爱心，深入调查研究，剖析问题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顽症，一病多因

　　本次双周协商会之前，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陈晓光率领下，由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的调研组，先后到北京、湖南、安徽等地调研，开了19场座谈会，实地考察16所学校和培训机构，与500多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研讨。

　　今年2月，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各地积极落实、摸排整改、开局良好。但委员们仍在调研中发现不少问题。

　　“课外辅导多”是一个顽症。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参与率达到47.2%，每周平均5.4小时！根据中国教育学会统计，2016年中国中小学生课外辅导市场规模达8000亿元人民币，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有1.3亿人次。

　　委员们介绍说，在很多地方，孩子们走出校门，即被各种培训机构“领”走，或直接前往各种校外培训，或赶赴某一培训机构写作业。等家长们下班接回家后，孩子们要接着写辅导班布置的大量作业，直到深夜……

　　“培训机构乱象”，既是“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典型症状，又是“顽症”之源。

　　据了解，一些地方教育培训机构中，依法取得教育部门办学许可的不到20%，经工商部门登记的教育咨询企业60%，未办理任何手续从事教育培训的达20%多，潜在的安全、食品、卫生、消防隐患问题令人担忧。

　　全国政协委员、大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民革辽宁省委主委温雪琼说，“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部门监督职责不清、法律规定不明，对校外培训机构资质注册混乱、‘走商不走教’、打教育咨询和培训擦边球、超范围经营、超性质营利、超前超纲教学、过度营销等现象缺乏有效约束，监管存在‘灰色’或‘真空’地带。”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也指出，“缺乏监管带来的问题是，培训机构利用各类营销宣传，迎合和制造家长的焦虑，在教学内容上，超前超纲，让孩子不停地进行‘填鸭式’学习，扼杀了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校外培训机构的教材管理也是个盲区，众多校外培训机构使用的面广量大的教学用书，基本处于无政策边界、无审查规范、无教育监管的状态，产生的负面影响很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说。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校长、民革江西省委副主委徐景坤表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管理一紧一松的状态，也导致了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

　　改变，为何艰难

　　“谁都认为该减负，减到谁家谁喊疼”。这句感慨说出了“减负之难”和“减负之困”。

　　近年来，国家下大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素质教育，减负行动不断推进。然而却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新问题。几名政协委员表示，中小学生“减负”已从教育问题转变成社会问题。

　　社会“增负”行为正在抵消校内“减负”成果。各地纷纷出台的“提早放学”“缩短家庭作业时间”等减负新政，在实践中被扭曲、走样和变形。校内减少的学习时间，直接被校外培训占用。家长三点半无法接孩子放学，无奈也只能将孩子送进五花八门的培训机构。

　　为什么会这样？

　　家长在喊“难”。有委员在某省调研中发现，35.5%的家长认为减负会影响考试成绩。家长们的“成绩恐惧”被培训机构利用。许多课外培训机构不断宣称，“别人都在培训，就你的孩子没有”“少一次培训，少一份机会”“输掉补习机会就是输掉人生机会”，强化了家长焦虑，扰乱了教育秩序。

　　学校在喊“困”。如果学生学习时间短了，升学率怎么保证？教师业绩怎么提升？所以，为达到升学率、优质率，许多学校要求学生每日作业由家长“例行”签字，教师通过微信内“批评表扬”，将校内教学任务变相推至家庭。于是，畸形竞争压力进一步传导，“狼爸、虎妈”成群产生，“减负恐惧”受到激励，原本良性的“家校共育”模式，也走偏了。

　　培训机构在喊“冤”。学生、家长、社会有需求，我们满足这个需求，难道有错？校外辅导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就不能做？校内“吃不饱”，校外就得“加餐”，这难道不对吗？

　　温雪琼认为，民众的教育需求已经从“有学上”进入了“上好学”阶段，但优质教育资源仍然需要通过激烈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家长和学校都通过校外补课的方式来提升竞争力。

　　身为北京四中校长的马景林委员认为，校外培训机构应成为公立学校的补充，“确实有些孩子需要校外一对一的帮助，但如果在这些民办机构里面仍然是重复式、训练式学习，学生的负担会成倍增长。”马景林呼吁减负不能以牺牲学校教育质量为代价。“学习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如果完全把学习说成很快乐的事，孩子们可能会有更多不合理期待，学习什么时候苦、什么时候乐，是可以研究的。”

　　出路，仍是改革

　　委员们表示，要充分认识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政府主导，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综合治理、疏堵结合，深化改革，精准施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主张，要加强综合治理。要治理无资质的“黑机构”，规范培训机构的入门标准和程序、业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公开资质信息的内容和平台，抓紧出台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提高依法办学和依法行政的科学化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十分关注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问题。“近年来，部分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招生中的相互勾连行为，让家长极为不满。其中最为诟病的就是所谓‘占坑班’。”“应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彻底切断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副省长、河海大学副校长陈星莺表示，从教育一线的情况来看，学校课堂教学质量较高，学生课外负担就会比较轻。因此建议教育部门寻找“减负提质”的痛点、难点、堵点，通过落实课程计划、提高教师教学水平、规范作息时间等手段，全面提升课内质量，切实降低家长课外补习的需求。

　　“可以将中小学学习的重点和策略，由单向和被动地接受知识灌输，转移到自主探索学习，注重发现和创造，以适应国家发展方向和世界发展潮流。”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及港专学院校长陈卓禧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白城市副市长邓健进一步提出了融合家校教育方式，建立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以兴趣发展为导向、以学生诉求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的建议。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评价方式也亟待纠正。”全国政协委员、包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民革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委白清元说。

　　“还应持续推进课程改革，使课程结构具有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教师素质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民革上海市委员会主委李国华表示。

　　高考改革才是真正的“牛鼻子”。委员们认为，要加快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改变“唯分数”评价学生、“唯升学率”评价学校的片面做法，真正把减负的“指挥棒”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