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末的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若尔盖草原上，正有不少牧民忙于播撒草籽。但不久之后，他们很可能将被植保无人机取代。

高科技和落后村野之间的结合看似悄无声息却势不可挡。中国农业正在被以植保无人机等为代表的科技力量重新定义。

作为仅次于消费级无人机的第二大应用市场，植保无人机的行业产值被认为达千亿元。数位受访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之际均提及，这个行业已经从1.0的草莽时代进入到了2.0的初步成形阶段。虽然盈利困难依然是行业共性，飞防群体也依然面临着盈利焦虑，但近十年来植保无人机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和进步，业内也对未来发展抱有信心和期待。

到底这个千亿级的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又有哪些力量在驱动着行业生态不断升级？

无人机成“新农具”

位于川甘青结合部的红原县是以藏族聚居为主的牧业县，“逐水草而居”是当地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4月末的若尔盖草原，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麦洼牦牛、藏系绵羊。川西高原的脆弱生态、依赖牧业的农业结构、草场退化等，令红原县饱受牧区可持续发展、牧民持续增收的困扰。实现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双赢发展，一直是牧区政府工作的焦点。

在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新近印发的2019年扶贫工作任务清单中，红原县位列其中。协调无人机制造企业赴红原县开展无人机撒播草籽测试与服务，则被列入红原县脱贫攻坚帮扶任务之列。

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极飞科技”）联合创始人龚槚钦刚现场演示完植保无人机的具体操作方式，就被四五个当地藏民热情簇拥上了。或询问能否采用农业合作社方式购买，或询问撒播无人机的使用效率。

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嘉央泽旺向记者介绍，牧民春季忙于人工播撒草籽，一天仅能播撒 10 亩左右，通常还伴有用量不精准、播撒不均匀等问题。龚槚钦表示，若采用智能播撒机作业效率则达80亩/时，一天以8小时计，可完成640亩作业，相当于64个人作业的效率。同时，智能播撒无人机利用遥感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识别出草原上长势薄弱的区域，自动生成“草原AI处方图”，实现精准变量播撒作业。

企业选择布局植保无人机，更多是基于这一市场的刚需属性。

目前，农村人口急剧减少，老龄化情况日益严重，农村用工难现象日益凸显，对可替代劳动力的智能化设备需求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50.04%逐步降至了2018年的40.43%。具体到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年龄构成来看，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55岁及以上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占总人数的33.6%。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喷洒农药、播撒草种等，存在效率低、劳动密集、不精准、土壤污染、易中毒等问题，植保无人机恰能补足这些短板。

自2005年农业用地实施流转以来，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逐步提升至35%左右。这为零碎的农业用地方式走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提供了基础，也为植保无人机市场提供了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同时，植保无人机在部分区域的使用效果也提高了市场的接受度。数度参与新疆无人机植保作业的贵州山河植保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东明分享称，按照每亩地包药作业130元的成本计算，与传统植保方式每亩地包药370元的投入相比，植保无人机能为农户每亩增收240 元。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间接为农民增收，看得见的农户收益改善，直接提高了农户对植保无人机的接受度。

至于植保无人机的市场规模有多大，业内则看法不一。

数位受访人士均有提及这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据《2016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末，全国耕地面积达20.24亿亩。“依据每亩耕地每年需要无人机作业五次、每次收费10元算的话，这个市场规模就是千亿级别。”极飞科技创始人彭斌表示，这也是公司2013年果断转换赛道至植保无人机的核心原因之一。

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全丰航空”，839329.OC）总经理周国强对此持类似观点。“植保无人机在病虫害防治领域已超越传统的地面自走式喷雾器，这意味着中国80%的耕地是植保无人机可以渗透的。”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大疆创新”）则持不同态度。“比如果树的病虫害防治、草场的草籽播撒等，植保无人机的效果并不比人工、直升机播撒效果好。还有部分区域耕地不适宜植保无人机作业。”大疆创新直言，能有20%的耕地用植保无人机已属理想状态。

分歧背后，植保无人机的使用势不可挡却是行业共识。目前，植保无人机在喷洒棉花催熟剂和落叶剂、小麦植保等应用场景上已经成熟。在东北、河南、新疆、苏北、河北等区域，植保无人机的渗透率较高。

综合艾瑞咨询、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农用植保是仅次于消费级无人机的第二大无人机市场。截至2018年末，植保无人机的作业面积占全国耕地的不到 5%。即便以大疆创新20%的植保无人机作业面积保守推算，整个市场也存在极大开发潜力。

初级化的商业模式：盈利困难是行业共性

国内植保无人机出现在2010年，无锡汉和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无锡汉和”）研制出产品并付诸销售，被认为是国内产业的开端。

随后，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珠海羽人农业航空有限公司（下称“珠海羽人”）、全丰航空、极飞科技、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等纷纷进场，成为这个市场的早期开拓者。2015年被视为植保无人机的高峰时期，一度达到200多家无人机企业。

这方面的代表是大疆创新。成立于2006年的大疆创新于2015发布了农业喷洒防治无人机——大疆“MG-1”农业植保机，被业界视为正式切入农业服务市场的标志。

2017年则被业内视为植保无人机行业发展的分水岭。植保无人机行业经过前期的快速发展之后，迎来了第一轮洗牌。

回顾此前的洗牌局面，有多位人士提及，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或者盈利不佳的航模生产加工企业、杂牌组装厂商成为首轮出局对象。同时，热炒这一市场的风险投资机构对该领域的兴奋度也急剧下降。植保无人机市场的投融资局面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不卓越、难融资的局面同样显著。

市场发挥过滤功能的过程中，植保无人机市场的销量仍在逐年提升，但行业整体上已趋于冷静。

“该出局的差不多已被淘汰。剩下的玩家要么有技术储备，要么有稳定的市场份额。”珠海羽人向第一财经表示，植保无人机从早期一窝蜂式涌入的1.0阶段进入到2.0时代的转变，也令参与者以更沉稳的心态直面农业投资的长周期、高投入、慢回报特点。

尽管大疆创新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之际表示，相较于植保无人机的经济效益而言，公司更为关注布局植保无人机所带来的企业品牌价值、社会价值以及公司在植保无人机领域探索出的自动作业等技术储备，但植保无人机已经成为大疆创新的战略性业务板块。这方面的佐证之一，是植保无人机业务已由早期的一个专业模块变成了大疆农业这样一个单独的事业部。

“这个领域公司很重视。自今年以来，公司在植保无人机领域的销量已突破1万台。”大疆农业人士表示，这一销量同比翻了一番。

在不少植保无人机企业看来，“后来者”大疆创新是市场搅局者。该公司先以低于大部分同行的价格杀入市场，再辅以每年发布新品、逐年降价的策略，迫使其他同行跟进调整价格。实际上，自2015年至今，大疆创新每年发布的植保无人机新品价格基本价位都低于前一年。

行业内部历经洗牌并不断进行格局重塑，但植保无人机的市场价格依然令人望而却步。目前市面上在售的植保无人机价位大多在3万~30万元之间，购置成本不低。同时，由于电池技术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突破，植保无人机在续航和载重方面也极为有限，这也掣肘了它的普及进程。这反映到购买群体上，植保无人机的购买主体并非个体农户，而是资金实力更强的农资企业、大农场主、专职飞手组织。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植保无人机盈利困难几乎是目前行业共性。即便是敢于动用价格战的大疆农业，目前也尚未实现盈利。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隆鑫通用”，603766.SH）旗下主营植保无人机业务的两家子公司也仍未实现盈利。

“主要是植保无人机购买群体无法实现规模化盈利，使用者主要依靠政府补贴；一旦底层的植保无人机购买群体参与积极性受挫，植保无人机厂商谈商业模式构建、谈收益只能是空中楼阁。”该人士无奈感慨。

目前成功卡位的十余家公司也仍在进行商业模式的调整。

大疆农业试图以更具性价比的产品获得较高市占率后，由硬件销售转向围绕技术创新和综合服务来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换言之，大疆农业认为自建植保无人机团队成本高，选择植保无人机定价比极飞科技等低三分之一左右、而将这部分让利于第三方植保队。“飞防手等第三方植保队能盈利，公司打造的飞防生态圈才能够运转。”大疆农业人士表示。

极飞科技称已于2017年实现植保无人机板块盈利，是业内少数实现盈利的企业之一。该公司已由早期直营植保服务团队，逐步调整到将飞防服务团队交由加盟商自行组建，自身专注于产品售卖和维修。

彭斌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之际也坦言，伴随更多的植保无人机购买者能自己处理机器故障，公司今年已开始逐步进行商业模式的再调整。

飞防群体也有盈利焦虑

被植保无人机企业视为植保生态基石的群体，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飞防手。

他们的实际身份属性构成比较复杂，通常包括几种比较典型的形式：植保无人机经销商、农资企业、大农场主、专职飞手组织。他们是整个植保无人机生态中最基层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植保无人机作业的执行者。

飞防服务市场一度热闹喧嚣，但从业人员良莠不齐。

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创始人余景兵对此感触颇深。不少从业人员基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等入手植保无人机，又寄望快速回本。低价换市场、赔本接单、不顾作业状况飞完即走、药剂喷洒不科学等短视行为屡见不鲜，行业存在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一状况折射到飞防作业价格上，每亩单价由早期的20元左右降至六七元，难敌机器折旧费用。

但这并没有阻挡飞防群体队伍的壮大。行业愈趋专业化、组织化、规范化是业内共识。据悉，无人机飞手的驾驶员资格证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认证。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取得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人数达44573人。这一数量是2015年底的20倍左右。

受访人士提及，飞防服务市场与植保无人机市场一样历经了一轮洗牌，飞防手难获农户信任的身份焦虑，在行业乱象频出的早期阶段表现显著，2015年前后不少飞防手或者植保队选择退出。目前身份焦虑已让位于盈利焦虑。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行业大致分为两种模式：一类是类似于全丰航空，成立全资子公司河南标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植保无人机销售与售后、飞手培训、飞防作业、飞防专用药剂及助剂销售；一类是类似于大疆创新、极飞科技等扶持各自的产品经销商成立植保队，或者发起成立飞防联盟。这导致依托各植保无人机生厂商建立的飞防联盟间是割裂的，甚至是对立的。

类似于网约车在线撮合平台的综合性农业服务平台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士，也证实这一状况的存在。“公司打造的飞防接单撮合平台面向大疆创新、极飞科技等飞防手开放，但实际进展并不尽如人意。”

飞防联盟间或多或少存在各自为政的局面，与植保无人机生产厂商力推的补贴计划有直接关系。

“成为大疆创新或者极飞科技等头部玩家的植保无人机代理商，通常每年都有5万元左右的渠道补贴费用。”王东明称，这些代理商并非仅售卖植保无人机，还会负责飞手的培训、植保业务的组织调度等，成为各自所代理的植保无人机厂商力量壮大的核心力量。

飞防手出身的程义此前尝试采用招聘全职飞手难盈利，后转身成为极飞科技的植保无人机代理商，便是例证之一。其发起成立的“蒲公英精英团”专职飞手组织在飞防圈知名度甚高。他的培训学员通常会成为他所代理的极飞无人机的购买者，并最终成为蒲公英无人机飞手小联盟中的一员，“我们采用这种合伙人制，大家组团作业，谁打了多少亩就分多少钱，我们不负责发工资，只负责保障飞机正常运行”。

换言之，植保无人机满负荷飞行，飞防手才具备盈利的可能。飞防手必须对抗飞防服务季节性作业的特征，否则盈利难将与之如影随形。

河北诚胜植保队负责人王立对此深有体会，“飞防手组织需要辗转全国作业，从2月四川的油菜地奔波到东北的麦田再到海南的稻田，9、10月新疆的棉花地，就为了能保证全年八个月接单。否则难以维持植保队队员12个月的工资和无人机的折旧费用。候鸟式作业模式属飞防服务常态”。

“植保无人机市场发展到现在，市场可行性和潜力已被验证，但效率还是达不到投资人或者创业者的利益需求。”周国强说，即便是公司化运营的飞防服务团队实现从南到北跨区作业全年八个月运转，也需要全国品牌力的渗透、规范化的作业团队、服从统一调度的强作业能力等。植保无人机制造厂家仍处于商业模式初级搭建阶段，也决定了国内尚难以形成这方面的全国性植保服务品牌商。

扶持政策需更具针对性

发展近十年，植保无人机发展历程的关键性节点均可以看到政府的“手”。

农业部2013年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植物保护体系建设的意见》，首度提及鼓励有条件地区发展无人机防治病虫害。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用航空建设。

农业部等部委后续编制的《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年）》提出，拟在“十三五”期间，采取PPP模式（公私合营模式）支持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购置航空植保机械等，被业内认为定调了植保无人机发展的大方向。

国补政策的持续扩围更是给植保无人机市场吃了定心丸。2017年9月，农业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航局发文，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重庆等六个省市先行开展植保无人机购机补贴试点，每地资金1000万元。经过一年有余试点，又继续在全国其他 10 多个省份出台了相关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政策，进一步推动植保无人机行业的发展。

与新能源汽车早期推广类似，骗补、套补等行为在植保无人机领域也同样存在。目前，国家在植保无人机补贴方面以补贴购机为主，这被认为更有利于植保无人机制造商和销售商。河南、江苏等部分地方省份再通过采购服务等方式，将补贴资金部分引流至植保作业团队，进一步提升农业机械化和精细化的水平。国补加地补的组合拳补贴策略，也可粗略理解为购机补贴与作业面积补贴并行。

补贴购机还是补贴作业面积，哪种方式更具针对性？业内至今仍存争议。

具体来说，补贴购机被认为操作难度更低。补贴作业面积则被认为更能遏制骗补、套补等行为，也被认为更具科学性和公平性。但补贴作业面积要建立在有效获取植保无人机后台数据，并甄别数据有效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实际操作中，植保无人机空转、植保无人机生产商与经销商合谋进行数据作假等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为了更具针对性地核实作业面积，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在广东省、江苏省、河南省等下辖的部分地区，都有跟进出台类似工作方案，并将此委以第三方机构进行作业面积相关数据的采集。几乎所有涉及到作业面积的指标均提及每亩农药用量、现场作业照片、GPS测量面积照片等参数，以确保植保作业真实性。但受制于经费有限、人力采集成本高等，难以推广开来。

太原市经纬农机所的负责人何平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在部分柠檬、水果、葡萄等水果种植区的作业面积指标核算，又与小麦、水稻等种植区存在极大不同。地区间的不同作物势必对各地落实作业面积这一补贴模式时，提出了更高的财力、物力要求。

另外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是，植保无人机渗透率目前并不高，与使用者的观望心态也有直接关系。植保无人机被业内认为优势集中体现在作业数量、作业效率层面，在精细化作业方面难敌传统的背负式喷雾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

以这方面争议度较高的农药喷洒环节为例，这个环节政府是否应该出台指导意见，业内观点不一。支持者认为，关于植保无人机施药标准、作业标准等出台指导意见，有利于遏制作业人员的短视行为，利好植保作业规范化；反对者则指出，各家植保无人机的系统、载重、喷洒等均存在差异，政府插手极易出现“一管就死”的局面。难获压倒性胜利的背后，直指植保无人机作业存在的药液飘移、重喷漏喷等弊病。

但不断扩围的政府补贴政策、整体呈走低趋势的植保无人机售价，坚定了周国强等数位在行业浸淫十余年的老植保无人机从业者的信心，“行业整体在进步，虽然生态还处于初级阶段。相信在行业不断走向成熟壮大的过程中，后续政策也会更具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