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东工作至今41年，其中有32年在街道文化站当站长。在群文系统坚守这么多年，他亲身经历了市民参与文化从“抢票子”“抢位子”，到“抢老师”“抢课桌”，再到“抢话筒”“抢舞台”，又到“抢人才”“抢作品”的生动演变历程。

　　从面粉厂工人到街道文化站长

　　1977年，王震东从宁波中学毕业后去了鄞县横街镇一所学校当代课老师，教外语和化学。没多久，得悉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心底燃起埋藏已久的“大学梦”。于是，他参加了那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只是因为基础薄弱加上准备匆促，他的成绩不理想，落榜了。

　　1978年春节过后，宁波太丰面粉厂要招一批新工人。在应试的年轻人中，王震东因为是宁波中学毕业且又参加过高考，被厂方录取。当时的太丰面粉厂算是宁波一家有名的国营单位，故在普通百姓眼中，能进入该厂也算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王震东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听故事。原先他家所在的老墙门里有个会唱新闻的盲人老先生，幼年时他常充当老先生出门行路的“拐杖”，得到的回报是能够聆听那些古今中外、街巷市井的故事。耳濡目染，王震东也慢慢地掌握了能说会唱的本领。

　　进厂第一年冬天，他代表单位参加全市职工文艺汇演，由他出演的活报剧《黄粱梦》荣获二等奖。在太丰面粉厂工作的8年里，他创作了不少相声、诗歌、快板等作品，内容以反映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革、时政热点及社会风尚为主，既有讴歌，也有针砭。由于既会写又能演，渐渐地，王震东在宁波群众文化圈内有了名气。

　　1986年，江东区东胜街道招文化站长。报名的人虽然不少，但26岁的王震东凭借出色的才艺顺利考上了该街道首任文化站站长。

　　组织活动盘活街道文化资源

　　上任不久，王震东在当时的江东影剧院策划组织了一次“曙光杯文艺大奖赛”，发动辖区内的文艺爱好者积极参与。他回忆道，这场文艺大赛还吸引了宁波电视台前来录播。一个街道举办的文艺活动在市级电视台播出，一时成了新闻。“通过这一场比赛，我基本摸清了辖区内的文化家底，心里对文化站工作有了方向。”王震东说。

　　当时东胜街道刚建成300多平方米的文化活动中心，政策要求“以文补文”，王震东就大胆将它承包下来，录像厅、舞厅、台球室、卡拉OK厅……他把文化活动中心搞得有声有色，每到晚上，活动中心门庭若市，一派红火景象。

　　在随后的日子里，王震东一心扑在文化站工作上，把街道的群众文化事业搞得风生水起。他不但创作了许多反映时代特色的作品，还参与表演，经常捧回一个又一个奖杯。如1986年他创作的独角戏《归宿》，讲的是一位台湾老兵30多年后重返故乡宁波、游历故乡市井名胜的故事。这个自创自演的作品在市曲艺比赛中荣获创作、演出一等奖。

　　20世纪90年代初，海曙区对原来的马园、仓桥等街道进行撤并调整，新成立南门街道。街道急需一位有才干的文化站长，在当时市文化局领导的协调下，王震东作为人才从东胜街道调到了新建立的南门街道，岗位仍然是文化站站长。

　　初来乍到，王震东发现南门街道辖区内没有一支稍微正规的文艺团队，仅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业余爱好者。他干的第一件大事仍是搞文艺演出，看看辖区内的文化资源究竟还有多少潜力可挖。于是，“南门之夏”庆八一建军节文艺晚会风风火火地拉开帷幕。当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同志100周年诞辰，王震东又策划了一场大型纪念性文艺展演。

　　这两场大型文艺活动不仅很成功，也让王震东掌握了街道各个角落的文艺资源。“哪些人喜欢戏曲，哪些人擅长跳舞，通过这两场演出，我基本摸清了。”

　　从此，王震东这张荡漾着笑意的脸深深地印进了南门街道居民的脑海里。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在这个岗位上，像钉子一样一“钉”就是长长的25年……

　　见证30多年群众文化需求“多级跳”

　　在32年的文化站长经历中，王震东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口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之前10年的文化禁锢，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呈突然迸发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渴望看戏、看演出。

　　那时候，只要哪里有演出或放电影，哪里就出现一大片黑压压的观众。“想看一场好戏或好电影，还要托人买票子呢！”王震东笑道。因此，“抢票子”“抢位子”成了当时老百姓如饥似渴的文化需求的生动写照。

　　20世纪90年代，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精神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追求，已不再满足于有戏看，而是想着要弥补当年因下乡插队等造成的知识上的欠缺，“上夜校、上培训班、上老年大学”成了当时的一股潮流。

　　“老年大学的唱歌、舞蹈、戏曲班年年爆棚，人们为了抢到一个学习名额四处求人。”王震东回忆道。因此，那个时期人们对文化需求的典型表现是“抢老师”“抢课桌”。另外，随着卡拉OK厅、大众舞厅的普及，人们开始享受主动参与型文化消费所带来的精神愉悦。

　　进入新世纪后，许多人已不再满足于自娱自乐，而是想要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才艺和风采。“这个阶段的老百姓已不像上一辈人那样拘谨、胆小，他们渴望上台展现自我，渴望掌声与喝彩声，渴望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人们大胆地登上舞台，放飞年轻时不曾实现的梦想。”王震东说，这一阶段群众对文化需求的表现可以形容为“抢话筒”“抢舞台”。“草根文化”如雨后春笋且日益繁茂，逐渐成为城市文化建设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2010年以后，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进一步提升，“草根文化”开始向“精品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这几年群众的欣赏眼光越来越高，口味也越来越刁，因此，基层文艺团队的层次也越来越高，大家冲着专业化、精品化的目标而去。”王震东介绍，现在的文艺团队跟10多年前的相比，无论是对作品质量，还是对舞美设计、服装、灯光、道具等，要求都越来越高，因为台下坐着的老百姓早已不满足于“有戏看”，而是希望像坐在大剧院看专业演出一样。

　　许多“草根团队”也不再满足于模仿性演出，而是要打造自己的原创作品，请人写剧本、定制演出服成了常见现象。这个时期群众文化需求的表现就是“抢人才”“抢作品”，各文艺团队纷纷华丽转型、升级，摆脱过去土气、小气、俗气的形象，开始走上高雅与通俗、专业与特色相结合的道路。

　　“这32年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心理、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你要拉个人上台演出那是多少难的事，大家怕难为情。现在不同了，你没让他上台，他还对你有意见呢！”今昔对比，王震东不禁感慨万千。

　　对“文化站长”一职情有独钟

　　王震东在街道文化站自诩是一个“光杆司令”，不过他很“享受”这个工作。他自豪地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如今他的手下有了“千军万马”。现在南门街道有80多支文体团队（协会），包括合唱团、舞蹈队、戏曲队、文学社、摄影社、太极拳队等，其中上等级的团队有7支。

　　这么多“草根团队”如何管理？王震东镇定地回答：“不怕，下面11个社区的文体‘专干’是我的得力干将。”当然，王震东也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技能，“我是既顾老，又顾小，中间吸引中青年。”他用幽默的口气总结道。

　　他认为一个团队首先要凝聚人心，否则成不了气候。他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热心，不计较得失。“如果大家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搞得互相生疑、忌妒甚至引起纠纷，那不是适得其反吗？我们搞群众文化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促进和谐、愉悦生活嘛。”为此，王震东不时地充当“老娘舅”的角色，去化解一些团队里的矛盾、纠纷。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王站长”越来越信任、越来越佩服。

　　“生命在于运动，协会在于活动”，这是王震东对基层团队的管理理念。他认为，现在我市实施“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首先要抓的是质量。如果不搭台，不搞活动，那么普及工程最终只是总结报告中的一个抽象数字。让他骄傲的是，他“调教”出来的一拨又一拨的社区文体专干在群众文化这个平台上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们中有人陆续走上了社区书记、主任等重要岗位。

　　32年来，王震东身边的朋友、同事、同行，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调任升迁，只有他始终坚守在“文化站长”这个岗位上。身边常有人调侃他“不求上进”，对此，王震东哈哈一笑：“我对‘文化站长’这个职位情有独钟呀！”

　　桌上一大摞红色的荣誉证书见证了王震东32年来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其实，也曾有广告公司、房地产企业请他去做文案策划等工作，收入是他当文化站长的好几倍，可是他没心动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吧！”他道出心声。

　　再过两年，王震东就要退休了。“也许我会搞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写一些喜欢的作品；也有可能我会发挥余热，以一个热爱文艺的‘退休老头’身份，继续支持、参与群众文化事业。”他乐呵呵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