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潮】 过去两年间,文化类节目火热荧屏,成为中国电视的一大重要变化。政策和市场的双向驱动为已步入“下半场”的文化类节目发展创造了更多空间。一方面,“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节目自主创新方向,构成文化类节目自我迭代的重要线索,也有益于视听媒介贯穿国民教育、滋养文艺创作的功能实现;另一方面,经由一个阶段的培养,不少文化类节目走出市场资源稀缺的困境,形成了常态化且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较之2017年的规模化成长,今年的文化类节目市场更趋理性。台网两端涌现的文化类节目,从“量产”走向“质产”,从“严肃”走向“亲民”,降温之后迎来新的变化,也面临新的挑战。跟风、模仿、同质化等问题,在近段时间的文化类节目中不断出现,如何审视当前的文化类节目?文化类节目如何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年轻化的语态受欢迎 经由一段时间的探索实践,2018年的文化类节目市场构成更为常态化的建制:研发原创模式、面向中国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值得欣喜的是,着眼于此类节目的再勃兴,泛娱乐传播环境正在积极寻求文化重释的话语空间。 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文化类节目持续发热,并在台网两端不断结出精品果实。电视端依然是文化类节目创新的重要阵地。央视作为国家级媒体,引领文化传播既是责任也是探索。日前播出的《加油!向未来》第三季,以“科学+”入题,意在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科学,在延续前两季大型科学实验的同时升级形态,凸显科学的奇趣之美;不久前收官的《朗读者2》进一步拓宽文化边界,以多元社会视角感悟文学之美;《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等节目则借由当下的话语亲近传统文化,传播效果可圈可点。 文化类节目也频频亮相卫视,不再作为陪衬式的点缀一笔,而在主体性确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主流之姿。其中,不少卫视对文化类节目的改造有新意:湖南卫视推出的《声临其境》以原创模式呈现表演中的“声音”元素,形成小切口、大影响的文化感染力;东方卫视的《我们在行动》走出演播厅,关注公益与扶贫,形成不俗的社会反响。正在播出的《相声有新人》,用年轻化的语态传播传统曲艺文化,让传统文化在当下传承中焕发新活力;山东卫视的《国学小名士2》重现“飞花令”盛况,13岁的贺莉然“三秒一词五秒一诗”,再度引发青少年国学热。除此之外,《同一堂课》《阅读·阅美》等节目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化传播的新实践。 相比电视文化类节目的成熟度,网络端的文化类节目发展晚但成长快。面对年轻人聚集的传播平台,文化类节目的互联网表达则呈现出更多探索可能性。《博物奇妙夜》抵达“现场”,于实景中探讨文博历史,用当代视角解读更有滋味的文化与传统;《一千零一夜》着眼经典阅读,读书、读人、读世界;《我们的侣行》以纪实真人秀的形式创新文化传播样式,贴近年轻人价值观,也展现出一定的国际视野。 创新力不足阻碍发展 文化类节目总体延承了去年的热闹图景,并在多个维度上实现影响力增量。但是,纵然有相当规模的精品力作涌现,依然有不少“老”问题没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在热闹的发展之余表现更为突出。 纵观两年以来的文化类节目市场,有部分集中涌现的状况值得警惕。一方面是题材过于单一、内容同质化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流通于市场的文化类节目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比例聚焦传统文化题材。其中,又以历史、文物、诗词等为主流。这些被展现的对象固然是中国深厚历史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过于趋同的内容表达也造成扎堆、跟风现象显著。其背后反映的问题则在于节目文本对“传统”的读解过于单一,还有更多可入题的“传统”值得打开视野,例如建筑、民俗等,要从器物本身往器物精神开掘。除此之外,“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在文化类节目市场中也不鲜见。有不少节目以“文化”为名,内核却仍旧是一档过度娱乐化的竞技综艺,文化元素仅为点缀。 另一方面,节目形态的设计问题也应当予以更多重视。就当前的文化类节目来看,对于形式的创新还远不及其他品类的节目文本,“演播厅+嘉宾”交流的方式让相当一部分文化类节目沦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访谈节目。同时,过度消费文化名人的状况也是现实,一些常常现身节目的专家学者,也变身“明星”成了香饽饽,相比之下,专家观点的稀缺却成了普遍现状。 就当前的发展态势看,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力度依然有限,从文本到形式,其实还大有可为:既要继续升级迭代节目模式,也要厘清问题、觅得发展。内容和传播是一体两面,文化类节目市场虽看似喧嚣,但如何让节目立得住、传得开依然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背后呈现出的,是整个市场有待于进一步成长的巨大空间。 缺乏有价值的文化探索 文化类节目是不是越多越好?从现状来看,这是一个值得再商榷的问题。在层见叠出的文化类节目中,真正有价值的文化探索不多,这也是客观事实。背后关涉的,或许是在节目“生产-传播”逻辑下更本质的命题。 一方面,任何品类的节目自主创新是一个过程,若是一味追赶市场的速度,创新乏力的困局必然将时常发生。投射到当前文化类节目的发展态势中,节目同质化、文化生产“虚浮”等问题都是具体反映。另一方面,伴随规模化发展而来的,恰恰是文化类节目刚刚起步的寻“根”之路。并不是有“文化”入题就能构成一档优质的文化类节目,文化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是此类节目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进一步而言,无论何种题材的文化类节目创新,都需对“文化”有更清本溯源式的理解和阐释,不仅仅停留在露出文化元素、平移文化特征等方面,由此才能迎来节目更丰富的创新探索空间。 虽然今天的文化类节目已初具规模,在大量的实践中,也有不少节目文本表现出其在文化传承、审美娱乐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但从更长远的视角看,文化类节目对文化沟通乃至于文化再生产功能的促成,都还有相当的距离要拉近。文化类节目要想走的长远,还需重新回到对“文化”的认识这一基本面的议题上来。 (作者:何天平,系电视评论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