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一首《乡恋》，被称为内地流行音乐开启的标志。1979年，李谷一为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配唱主题歌《乡恋》，1980年，这首歌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迅速风靡大江南北。然而，这首歌同时也把李谷一拉入了改革开放后文艺界争论的旋涡。
几十年来，她作为著名民族声乐艺术家、戏曲表演艺术家，亲历了院团改革的实践、不同音乐风格的兴起，并通过自己的创新和探索，让中国流行音乐拥有自己的理论。74岁的她不仅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人成长，更见证了新中国音乐的发展。
风靡
李谷一“气声”遭批
在《乡恋》中，李谷一首次运用了气声技巧。“原来《乡恋》有过第一个版本，调很高，专业性很强，不太容易普及。”于是词曲作家重新创作成《乡恋》现在的版本，通俗易懂，音域不是很宽，最后也没有进入高声部。而在演唱时，李谷一不像从前唱歌时，把声音百分百发挥出来，而是呈现出柔和的感觉。歌曲推出后马上受到全国听众的欢迎，只要李谷一登台，不唱这首歌观众都不让她走。
然而，这首歌也把李谷一带进了舆论的旋涡，批评之声随之而来。一开始只是争论，后来就变成了批判，批判的焦点就在于她的唱法。虽说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但音乐创作仍然受只有“高、快、响、硬”的风格影响，《乡恋》被批判为“靡靡之音”“大毒草”，李谷一也被扣上了“黄色歌女”的帽子。
“不可能的，《乡恋》怎么会是靡靡之音、反人民的歌曲？”听闻这些批判，李谷一的第一感觉是莫名其妙，她这样唱，明明是为了老百姓更好地传唱。可她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边是群众的喜爱，一边是来自一些权威的批判，与此同时，她还要参加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的各种演出，甚至有过50多天唱72场的记录。
那段日子，身体劳累加上精神压力，曾让李谷一夜夜失眠，一度声带出血唱不出声来。偏偏这时，中央乐团小分队要去天津第二毛纺织厂演出，厂里工人强烈要求她去。乐团领导跟对方解释，“李谷一声带出血不能去”，对方还是坚持，领导只好跟李谷一商量，“你去亮个相，不唱行不行？”
“哪可能去了不唱？”李谷一心里清楚，“这又不是看电影明星，我是歌唱家，群众就是要听你唱歌，而且就是想听《乡恋》。”最终，李谷一冒着声带毁坏的危险还是去唱了。想来有些后怕，对一个歌唱家来说，声带出血时应该禁止说话，更别说唱歌，还要休养半个月。倘若声带恢复不好，歌唱生涯可能就到了尽头。
数十年后的今天，李谷一说，当时她全凭一股湘妹子的倔强劲儿撑着。“群众那么喜欢听我唱，一些权威们越批判我，我越不服气。”老百姓越支持她，她就越想表现好。她觉得自己就像个“矛盾的中心体”，被两股潮流紧紧夹在中间。
解禁
歌坛逐渐思想开放
煎熬持续了3年，直到1983年，李谷一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公开演唱，《乡恋》才被正了名。
“1983年前，《乡恋》虽然被批判，但也不是不让唱，只是不会写在演出歌单里。”中央电视台在筹办第一届春晚时，李谷一受邀演唱6首歌曲，临场外加两首对唱歌曲，再加上后来的《乡恋》，一共9首。不过最初，《乡恋》并没有被列在其中。
《乡恋》在春晚的出现，出乎很多人意料。当时，春晚设置了四部电话热线，向观众开放点歌。没想到大量观众电话打进来，都说要听李谷一唱《乡恋》。时任春晚导演黄一鹤不敢私自做决定，递了几轮条子给坐镇现场的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据黄一鹤回忆，吴冷西也没有当即拍板，而是考虑了许久，最终决定顺应观众要求。“这首歌正被批判，如果让我唱了，他这个广播电视部部长可能要掉乌纱帽的。”李谷一很理解他的顾虑。
当然，这些都是李谷一后来才听说的，当一个个电话打爆后台的时候，她还在舞台上唱歌。而当担任主持人的姜昆报播由李谷一演唱《乡恋》时，坐在台下圆桌边的她吃了一惊。“这么大胆吗？”李谷一心里嘀咕着走上台，熟悉而轻盈的旋律却脱口而出：“你的声音，你的歌声……”“其实我当时唱得满头大汗，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很老的剧场，非常小，非常热。”不过，伴随电视传播，李谷一心里明显感受到一点，“《乡恋》解禁了！”
自此，《乡恋》演唱变得名正言顺。“这不仅仅是音乐上的事，还是思想上的事。”李谷一说，《乡恋》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的一颗信号弹。它的解禁，昭示着文艺创作可以丰富多彩，“各种形式的歌曲和演唱方法都应该有。”
思想观念上的进步，推动了艺术上的发展。此后，气声技巧的运用被广泛接受，而作曲家张丕基在《乡恋》中使用的流行元素，如电子琴、电吉他的配器，探戈节奏以及带有流行风格的鼓点也迅速风靡，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音乐潮流。在题材上，《乡恋》也为流行歌曲和演唱的发展助推了一步。“《乡恋》里还没有提到爱情，只是表达乡情，但也与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不一样。”李谷一回忆，等到1985年以后，爱情歌曲逐渐被大众接受，流行音乐的表现内容越来越丰富。
开拓
创建首个轻音乐团
早在《乡恋》还没被解禁的1982年，李谷一就已经在筹划另外一件事：创建中国第一个轻音乐团。对这个名字，现在的90后、00后恐怕不太了解，但付笛声、任静、鞠敬伟、黄卓等一大批影响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歌唱家，都来自这个乐团。而李谷一，就是其首任团长。
“改革开放提出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想法和建议，经济上有了个体户，在文化领域，大家就想可不可以成立一个团体，搞一个艺术品种的创新。”当时的李谷一身在中央乐团，但她想老百姓不光要听交响乐，还应该听到更多不一样形式的音乐作品。当时正是电子乐和数字音乐发展的年代，此前李谷一代表国家出访美国时，曾了解这种音乐形式，就想把它带回来，“从演唱形式上，轻音乐团有西洋唱法，也有流行唱法，还有民族和民间的唱法。我们的乐队是混合乐队，除了交响乐队的一部分乐器外，还有电子鼓、民族乐器等多种乐器。”
用现在的话说，中国轻音乐团的成立是改革开放初期文艺院团的一次艺术品种的“创业”，也是首次由艺术家个人创建的艺术团体。
乐团采用“官办民助”模式，“经费相当有限，全靠演出赚钱。”刚成立时，李谷一全国各地拉赞助，由于她是团长，每一场演出合同都是由她去谈判。有时候就为了省100元钱的搬运费，她和对方谈合同谈到夜里两三点，第二天还要正常参加演出。当时乐团没有办公地点，一开会所有人都聚到李谷一家里，14平方米的客厅挤满了人，“孩子放学回来也没地方做作业，老伴儿下班回家也没地儿待，回来先到院子里抽烟，等我们开完会，他才能进屋。”
就是这样一支白手起家的乐团，汇集了李谷一、刘秉义、闵鸿昌等老一辈歌唱家，也培养出付笛声、任静、鞠敬伟、黄卓、王建国等一批青年演员。现在的著名指挥家邵恩，当时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在他的执棒下，乐团的混合乐队演绎了大量作品，让全国各地观众了解了中国轻音乐团乐队的演奏水平。“中国轻音乐团的创建，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添了块砖、垫了块瓦。”李谷一说。
十年后（1996年），中国轻音乐团与中央歌舞团合并成为中国歌舞团，后来又与东方歌舞团组建中国东方歌舞团，隶属于今天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改革开放40年了，院团改革是一个大课题。”如今李谷一还会时不时地想这个问题，“院团改革不是合一合、拆一拆，文艺院团体制的改革要怎么走向市场，怎么样培养人才，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始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探索
力挺崔健演唱摇滚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音乐风格越来越多样化，李谷一从未停下对艺术的探索，还凭借她艺术家的敏锐度，帮助并发掘了大量后起之秀。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她对崔健的支持。
在崔健登台吼出《一无所有》之前，李谷一就认识他了。那时中国轻音乐团借用煤矿管理学院的礼堂排练，应邀为煤矿管理学院义务演出一场。当时乐团里的年轻人喜欢摇滚，就把崔健请来助阵。“崔健很严谨也很卖力，很有音乐天赋，给乐队一个主音，他当场就能即兴创作，演奏一首曲子出来，很厉害，了不起！”这是李谷一对他的第一印象。
可是，崔健当时的唱法不被台下一部分观众接受，有一位领导给李谷一递来一个条子，上面有150个干部的签名，写着：“他再唱下去我们就退场。”李谷一看了看条子，硬是没让崔健下台，只是缩短了崔健的演唱时间。等到崔健的三首歌曲唱完，李谷一走上台，对台下的观众说：“我们轻音乐团有这个任务，我们就是要创新，扶持新的艺术形式，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探索和创新。”
当时，摇滚乐已在中国萌芽，可李谷一自己听摇滚乐并不算多，但她打心眼儿里支持这种形式，“摇滚乐过去中国没有，崔健洋为中用，加入了自己的想法和创意，那就要支持！”
其实，李谷一对有实力的新人一向给予支持。中央电视台举办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她是唯一一位参加了15届的评委，唱得好的就给高分，蔡国庆、刘和刚等都对李谷一满怀感激之情。而在今天，她对“超女”等选秀节目中走出来的实力选手也很认可，“不同的艺术形式都要给机会，现在还经常有人用摇滚或爵士唱《绒花》《我和我的祖国》。你要能‘摇’得起来你就唱呗，当然演唱技艺要过关，如果技术上不过关，那就是半瓶子醋，留不下来。”
用技术探索新的艺术形式，这是李谷一评判后辈的标准，也是这么多年来她对自己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初，她又提出了“戏歌”这一概念，把戏曲元素和民歌元素融入歌唱中，唱出了《前门情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刘海砍樵》《浏阳河》《知音》等作品。
李谷一不断坚持探索和创新，这几年还与台湾音乐人小虫、作曲家刘岳等合作推出不少新歌，如《梦里边城》《龙文》《那溪那山》《山水》《你不来船不开》《大好河山耀中华》《唠叨歌》等歌曲。今年，她还与新生代歌手霍尊推出《一念花开》。据统计，李谷一演唱过的歌曲有800来首。
“这几十年里，我和我的同行们一直在坚持探索、创新，争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作品拿出来。”她的艺术生涯不仅涵盖了改革开放的40年，在她看来，现在的她依然在艺术创作的路上前行，“几十年我都是这么走来的，现在，我还在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