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教授，前些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让严重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应该说这让我们普通消费者感到非常受鼓舞，也体现了国家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决心。那么从现有法律体系来看，是否能够很好地实现依法“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这个目标呢？

李俊：对于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我国已有较多法律规定。可以说，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对于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已经有一系列法律制度安排。当然，从我国目前假冒伪劣问题依然突出看，我觉得现行法律制度还没有实现“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的目标。当然，这与法律规定和实施存在不足有关，也与市场不成熟、社会诚信缺失等有关，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记者：从质量法制体系来看，要完成总理说的“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让严重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在法律体系建设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李俊：尽管我认为假冒伪劣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治理的角度讲，法治的方法无疑是基础性、保障性的。假冒伪劣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些企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惜铤而走险、违法犯罪所致，核心的治理思路有两方面，一是发挥市场优胜劣汰作用，让质量、信誉成为市场通行证，让假冒伪劣被淘汰，从而激励企业不愿违法。二是通过严厉法律制裁，让制售假冒伪劣的违法者付出高昂代价，最终“得不偿失”，进而让企业不敢违法。

我国目前的法制体系中，激励企业重质量、重信誉的法律规则尚不健全。市场竞争的核心是价格与质量竞争，而质量要素具有隐蔽性、滞后性，会大大增加交易双方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企业依靠质量获得竞争优势必然需要一些特殊的制度设计，比如严格的质量标识制度、公正的第三方质量评价制度、质量信用制度等，以充分披露企业和产品的质量信息，为消费者购买选择质价相符的商品、理性消费提供支撑，让假冒伪劣最终在消费者“货币投票”中逐渐被淘汰。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则还不成型、不细致。

另一方面，让企业不敢制售假冒伪劣“得不偿失”的制裁体系也有不足。对违法企业的有效制裁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制裁的力度，二是被制裁的概率。制裁力度方面，我国民事责任中尚未确立完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也不够严厉，企业造假售假，即使被查处，违法成本也不高。另一方面，由于纠纷解决渠道少、诉讼成本高、举证困难等原因，消费者维权、社会监督作用有限，主要靠资源有限的行政执法来查处假冒伪劣，必然大大降低违法企业被查处的概率，也就很难改变不法企业“赔的没有赚的多”的行为预期，导致假冒伪劣难以有效遏制。因此，要实现“让严重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相关法律的修改，特别近期正推进的《产品质量法》的修改完善，我们寄以厚望。

记者：对于“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让严重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您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李俊：目前来看，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提高企业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是当务之急。比如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落实并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针对质量纠纷数量多、数额小、原告分散等特点，加快建立完善包括调解、仲裁、诉讼等形式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并充分发挥媒体监督、举报奖励等作用，切实提高企业制假售假被惩处的概率，才能让制假售假的不法企业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当然，完善我国质量标识制度、第三方质量评价制度、质量担保制度、质量信用制度等，包括引导消费者树立质价相符、优质优价观念并理性消费，进而有效促进质量要素在市场竞争中发挥优胜劣汰作用，也是遏制、杜绝假冒伪劣的有效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