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拉丁化曾是形成新“国语”的呼声很高的方案之一，得到鲁迅、钱玄同、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但是终未能成功。这张以“拉丁化中国字”印行的《大众报》，今天怕是没什么人能读懂了
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说的“普通话”，其实只有短短百年历史。在此之前，虽然也有“官话”，但那通常仅限于精英阶层，因为绝大多数人民都生活在本地狭小的地域内，并没有跨省区日常交际的需求。何况中国社会一贯更注重文字，方言语音的不统一根本无碍于政令的下达，所谓“皇权不下县”这样的说法虽然在实际治理中未必尽然，但也体现出传统政治更偏向间接统治，这意味着国家不需要直接与民众打交道，而是通过士绅这一中间层；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有一个“国家的声音”让所有民众都听到、听懂。 只有在近代的危亡局面之下，出于动员“昏睡百年”的中国民众的需要，这才成为紧迫的需要。因此，自晚清以降，忽然涌现出无数人投身于创制标准音、文字改革这样的运动，像陈独秀，甚至直到晚年隐居上海，仍然完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这一度让有些人困惑不解地以为他是在革命失败之后意志消沉，才去钻研这样的课题，但其实，倒不如说是他仍然壮心未已。对比看一下欧洲历史就不难发现，语言和文字的标准化，远不只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它事实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王东杰这本《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问世，才有人真正系统地梳理中国近代史上这重要的一页。这或许是因为语言和文字太令人习以为常，而那些相关的争论看起来似乎又纯粹是语言学上的学术性问题，很容易让人忘记了它所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近现代中国从媒体传播、民众动员到公共交往，都将是另外一番面貌。 和近代的许多事物一样，这也是受西方刺激的结果。正如王东杰书中所言，当时的人们在对比中西之间差异时，侦测出中国语言文字的三项弱点：“汉字重形，不如拼音文字简便易学；文言佶屈，不若白话文章行之广远；方言林立，以致同为国民而耳目不接，一国之内俨如数国。趋新人士认为，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民智开启，亦不利于人心固结。改革语言文字，就可以提升民众素质，塑造民族精神，打破地域和社会壁垒，强化国族认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但确切地说，这三者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时间递进的：起初在晚清，有识之士认为关键在于提高识字率（如张德彝所说的“吾尝遍历欧西，知民之智愚，视乎识字之多寡而因以察其国势之盛衰”），为此就想改革文字，以便尽快扫盲；到1901年，才有人正式提出创设国语，以实现“国民之团结”；而又要到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才成为蔚为壮观的运动，这不仅是新一代文化精英对传统的敌视、引入新文化，也是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的延续。 虽然当时人们常将这三者并重，但如果仔细辨认，就可看出它们其实有着不同的侧重，甚至可能构成内在矛盾：为了提高识字率，钱玄同、鲁迅等激进者都曾主张废除汉字，理由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扫盲更快；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必然争议是，拼音是拼什么“音”？如果按各地发音来拼写，那统一的汉语文字就不复存在，这反而不利于“国民之团结”，如果按标准音来拼写汉语，那么且不说这样的国语当时尚未通行，也势必压抑方言所蕴含的地方文化丰富性，难以达到“多样性统一”基础上的“团结”；至于白话文运动，虽然确实有利于扫盲、普及文化，但现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非得废除汉字不可，甚至使用繁体字的港澳台还更繁荣发达。王东杰也意识到，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尽管许多主张近似，但双方竞争一度非常激烈，结果却“不无反讽意味：竞争也包括了斗争，反对之中包含了利用”。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现状：汉字简化但不废除（以拼音辅助）、使用普通话（与方言文化消长），而文言文则基本退出公共领域，被白话文为主体的现代汉语所取代。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书面语最无力抵御改革浪潮，语音次之，而汉字则是最顽强的堡垒。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最堪注意的一点是：在救亡的危局之下，紧迫感压倒了一切，人们急于采取行动，立论往往充满了不加验证的判断——而这些信誓旦旦的断言，在事后看来有些可疑，另一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文字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汉字难学，而使用拉丁字母的西方人扫盲容易，因而国家富强；然而，唐德刚、钱存训均曾发现，一个社会的识字率与文字难易无关，同样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近代西班牙的文盲率比德法等国高得多，甚至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也与其识字率不成正比：西欧各国中最富强的英国，识字率长期不及经济上后进的德国。别的不说，东亚各国中，最彻底拉丁化的是越南，但这百余年发展下来，越南却是原汉字文化圈各国中最落后的；若说越南是历经战乱与分裂，那么同样改用拉丁字母的土耳其，也迄今仍未像当年预期的那样完全现代化。简便易学也未必就是普及的前提，世界语相当简单，据说托尔斯泰曾用两小时就基本掌握了这门语言，几周内就学会它的事例更比比皆是，但现在学世界语的人数却越来越少。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人们在立论时，论证的选择性、目的性很强，可说急于结论而不耐烦论证，因而充满了武断乃至专断的色彩，其断语常基于一系列不加质疑，也不必质疑的前提，而这往往就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的理念，特别是“教育万能”。就此而言，文字改革、国语运动其实是一种激进的设想（简化文字本身就反传统），试图由文化入手，从根本上重整社会秩序。在这么做的时候，这些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国族存亡，对其余代价则在所不惜，既不在意传统的存续（土耳其改用拉丁字母后，年轻人就再难阅读古籍），甚至也不耐烦考虑传统的某些优点——例如汉字的超语言性质对国家的统一所起到的潜在作用。 另一个不时可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当时西方的文字线性进化观，认为汉字在世界上往轻里说是“过于独特”，往重里说则是“野蛮的残余”，是落后的象形文字，而字母文字才是所有文字发展的必然终点。汪荣祖在《康章合论》中曾说，康有为“惟见全地球的共同‘归宿’（destiny），而无视（或认为不必顾虑）各文化的个别‘命运’（fate）”，这其实是近代很多人的共有想法。对这些人来说，“中国人”认同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汉语而非汉字，因此消灭汉字正是为了解放乃至保全汉语的必由之路；但对像傅斯年这样的学者来说，放弃汉字是比“中国”灭亡还要可怕的一件事，因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类似的争论其实在近代日本也有过，像前岛密等人都将日语使用汉字和假名书写视为不幸，乃至“日语的受难史”，日本学家赖肖尔甚至抱怨日语有着全世界最复杂的书写系统，认为只需在战后“稍稍忍受一点痛苦”，用15个拉丁字母就可以拼写日语，简便得多了。对此，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说，这完全低估了所需付出的代价，它将摧毁文化传承，在转换过程中释放出的暴力将泛滥成灾。 国家标准语的普及，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要上的一课，只不过中国的情形尤为复杂。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际，全国2000万人中能正确拼写法语的据估计远低于300万人；甚至在革命之后，仍有30%的民众不懂法语。为了在全国普及“唯一的自由语言”法语，1795年创设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由此启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语的初等教育。这一过程势必伴随着对各地方言的排斥和挤压，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欧根·韦伯开创性的名著《从农民到法国人：法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1870-1914年》（奇怪的是本书未加参考），对现代法语的普及起到最重大作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四种力量：交通通信、教育、兵役和政治。如果这样做一对比就可发现，对中国而言，政治的作用最重要，交通通信和教育其次，但兵役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本书中甚至不着一词。 本书也很少谈及普通话的推广通过什么途径，但粗略可见的，一是学校教育，二是电波媒体。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直至一两代人之前，很多地方的老师仍然都习惯用方言授课，因而很长时间里，人们听到的标准音其实不是来自老师，而是广播、电影和电视这样的电波媒体。史学家周策纵在《忆己怀人》中曾回忆，1931~1933年在老家衡阳读中学时，来了一位“一口卷舌音”的金老师，“校长说他讲的是最标准的国语，我们都应该学”，但学生们都听不懂，竟然最终把他轰走了。相比起来，现代化的电波媒体则有特殊的权威，并借由大众传播将普通民众卷入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他们自此不再像以前那样能保持“天高皇帝远”的疏离姿态了。 
一代大明星张织云因为只会讲粤语，在有声电影兴起后被迫息影，后半生凄惨度日
尽管这些媒体上的“国家的声音”对下层社会的渗透仍然是有限的、间断的，但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所说的，大众传播的技术所带来的“那种接触的高频率和高强度是很了不起的普遍历史的新事物”。这使得普通民众以先祖未曾有过的方式，感觉到自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行动着、感知着的主体，所谓“当家做主”。 1923年，中国第一个广播电台出现不久，国民党就率先注意到它的潜在力量，1927年统一全国后，更颁布多项对电台的政策法规，其中《通饬各广播电台使用国语播报令》要求所有电台一律禁止方言广播，必须用国语普通话，“利用广播以提倡识字，尤属当务之急，至其实行国语，统一方言，尤其余事”。这直接导致一大批不懂国语的明星（如只会讲粤语的张织云），到有声电影普及的1930年代被迫息影。与此同时，作为全国标准音的普通话也逐渐推广，以此为媒介，国家开始与民众直接接触。这在没有广播和报纸的年代里，是无法想象的：大众传媒对民众的动员、操纵、灌输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的行政文书。 虽然书中也提到“国语传播主要是借助于现代性建置的渠道进行的（学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性质和效率都和官话的‘自然’传播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学了标准语，不一定使用，其普及使用还需要一个必要条件：与异质人口的交流，而这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市环境分不开。本书未言明的设想之一，是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理解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也是现实，但却不必然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碎片化的场景：不同的语言被应用在不同的场合，方言未必彻底消亡，但却逐渐撤退到了家庭内部的私人领域，而普通话则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公共领域。当然，这就是另一种现代政治了。 
《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王东杰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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