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降成本就是指降低宏观成本，也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制度成本。对微观主体来说，面对宏观成本或说制度成本是无能为力的，除了被动承受，别无他法。

刘尚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降成本是其中重要内容。降成本，分为降微观成本（企业成本）和宏观成本（制度成本）。前者是企业的事情，后者是政府的任务。少数企业成本高，那是企业成本控制没做好。若多数企业成本高，那是宏观成本导致的。所以，当前降成本就是指降低宏观成本，也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制度成本。对微观主体来说，面对宏观成本或说制度成本是无能为力的，除了被动承受，别无他法。只有少数微观主体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成本消化能力而可以主动化解。

为什么我国企业成本快速上涨？

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高成本，但整体看依然是低附加值，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为什么从低成本变成了高成本？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制度成本高。

一是资源错配，投入多，产出少，经济运行成本就会很高。产能过剩意味着设备利用率低，有大量的无效成本；杠杆率很高意味着财务费用很重，成本就上去了；库存多导致资金周转慢，成本也上去了。这些都是资源错配的成本，“僵尸企业”就是典型的资源错配现象，大量宝贵资源消耗在这些企业。杠杆率高实际是资金的配置出了问题，要素不能市场化配置，不能用在合适的用途上，整个经济运行成本提高了，多数企业难以幸免。

二是全球资源环境风险约束趋紧导致成本上升。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时期，环境资源约束宽松，且人口规模小。目前我国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因全球人口成倍增加，处于遭遇全球资源环境风险约束日益趋紧的时期。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未形成，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技术条件还在构建之中，资源环境风险导致经济社会成本上升不可避免。

三是人口老龄化导致企业成本增大。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社会运行的高成本。一方面，养老的成本是由全社会来负担的，最终是由企业来承担的；另一面，适龄劳动力减少，工价越来越贵，并衍生各项企业成本同时上升，如人工贵导致物流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销售费用上升，等等。如果劳动生产率赶不上工资的上涨，劳动力减少，一切都会变得更贵，利润变得更薄。

四是社会诚信缺失导致成本提高。社会诚信缺失，风险水平上升，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就会全面提高。经济运行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个企业不守契约，会影响一串企业。若许多企业不讲诚信，则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会大大增加。

五是融资成本高，也与诚信不足引发的风险扩大直接相关。为规避风险，过度的增信措施，如抵押、担保、认证和公证等都不是免费的，最终都会添加到融资成本的账单上。另外，如劳资双方之间契约关系因社会诚信不足而扩大风险，给企业带来成本。同样，若政府诚信水平下降，会增大公共风险，使企业难以预期，成本全面提升。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缺失，信用不足，公共风险上升，最终都会转化为企业成本。

六是科技进步慢导致企业成本高。科技进步慢，一方面，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管理费用等会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成本的增值转化率低，附加值低。技术进步缓慢导致的这种高成本、低利润，是研发不足的结果，是长期跟随、模仿形成路径依赖而产生的结果。研发创新体制构建起来之前，企业面临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大，其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七是制度变迁迟缓，风险溢出导致成本上升。生产、生活的成本，本质上都是因风险转化而来的。今天的结果，是因为我们昨天没看到风险，制度没有跟进，风险没有及时地化解，甚至还在衍生扩大。公共风险水平上升速度快于制度变迁，宏观成本就会上升，微观成本也就会水涨船高。

当定价机制不是按照历史成本而是按照未来的风险来定价时，公共风险水平上升，就意味着经济主体所需要的风险准备扩大，就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成本会全面提高。

降成本，关键在于加快改革步伐

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

一是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要破除劳动力、土地、资金、能源、科技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也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

二是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大力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要转向以资本为导向来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通过资本优化配置来夯实国有经济。这需要转变单一以国企为导向的国有经济发展思路，把国有经济的微观基础从企业转移到资本上来。

三是加快科研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解放人才创造力。解放发展生产力，当今时代就要先解放人才，释放其创造力。人才是我国当前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要加快破除一切妨碍人才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以激励全社会人力资源、人才的创造力为中心来考虑所有问题。当前的事业单位体制对人才培养、使用和发展产生了严重束缚，亟待改革。

四是加快社会身份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增强人力资源的内生动力。城乡身份、本地人外地人身份、编制内编制外身份带来了社会的不平等，应通过社会化改革，实现所有社会成员从“身份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五是加快金融监管改革，减少金融扭曲，破除“钱多反而贵”的悖论。资金的供需结构脱节，与金融监管带来的扭曲密切相关。金融监管不是针对所有的金融行为和金融风险，而只是针对产生公共风险的金融行为，这需要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新监管模式。好的监管不是在前台吆喝，而是在后台分析，寻找公共风险的蛛丝马迹。

六是加快财税改革，从收钱、花钱方式的改革来倒逼国家治理方式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一个国家收钱、花钱的方式，标识了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财政支出结构固化、资金使用碎片化，表面上看是财政事务问题，从深层看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要借党和国家机构系统性重塑的东风，真正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七是加强和完善经济法治，保护产权，稳定预期，提升社会诚信水平。如果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那么产权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要彻底解决所有权清晰而产权不清晰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保护产权，稳定长远预期。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