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金庸作品集》在内地的出版和销售被授权给广州出版社，从此由三联版进入广州版。 视觉中国图 “凡有华人处，人人读金庸”。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力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金庸小说的流行，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真实写照。 “80后”徐运是金庸的海宁同乡，也是标准的金庸迷，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的中学时代，金庸正版小说刚刚引进内地，香港接连拍了好几部金庸武侠剧，掀起金庸武侠热。 1994年三联版《金庸作品集》一套36册整套销售，售价688元，徐运只能望洋兴叹。在他记忆中，只有家境富裕的同学才有全套，四本青绿色的《倚天屠龙记》是男生中最抢手的宝贝，几乎每天都有人预订。因为实在太抢手，他是从第四本开始读《倚天屠龙记》的，“射雕三部曲”也是“逆流而上”读完的。 那时候，为防止课堂上看小说被老师发现，徐运这些书迷还有秘笈：“只能把小说放在抽屉里，然后把教科书摊开遮住大半本书，从教科书的缝隙中‘逐行扫描’”。徐运文科成绩好，还时不时把金庸的妙句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对他上课看武侠小说，老师也就“放了水”。 拥有一整套《金庸作品集》是徐运很长时间里的期盼。高考结束后，他父亲用“老坦克”驮回了一整箱书，“重得我搬都搬不动”，三联版《金庸作品集》不光是那时许多读者的心头好，对于出版行业来说，这套书开创了港台武侠小说在内地出版的先河。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是最先把金庸小说带到内地的出版人。在《守望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她提到：1994年前的三联书店，全年销售码洋是711万元，需要向外借钱度日；而光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就能为出版社带来每年几千万元的现金流。对于一家刚起步的企业而言，出版金庸的书，也是意义重大。 
10月30日金庸去世消息传出，杭州一家书店把金庸相关书籍放在显眼位置。 视觉中国图 “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 改革开放前，金庸在香港已是名声大噪的报人和小说家，可内地的书店却看不到他的作品。虽然邓小平在1981年接见了担任《明报》社长的金庸，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依然被认为是“雕虫小技”，甚至“精神污染”，被排斥在正规出版渠道之外。不过，随着痴迷金庸武侠小说的粉丝与日俱增，市面上，盗版书、伪书大肆横行起来。 对当时内地盗版横行的情况，《明报》的收购者、金庸版权代理人于品海感到惋惜。“金庸是我的前辈、尊敬的作家，我很早就向他建议，应该在内地正儿八经、漂漂亮亮地出他的小说。”出于对三联的尊重，于品海与董秀玉开始了接触。 引进金庸作品之前，董秀玉刚从香港回到北京，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对出版金庸的小说，她也曾感到犹豫。《守望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她这样回忆：“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我们要先把自己说服。” “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虽然我自己喜欢读金庸的书，也很想把他的书引进来，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三联的品牌究竟适合不适合做金庸。我后来慢慢形成了一个观念，我们的书应该分层次：既有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中等的知识读物和大众读物，我们不能只作宝塔尖上的那一点点。但是不论哪个层面，我们都要做一流的。金庸是以武侠小说而出名，但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进文学殿堂的，想透了这一点，就没有问题。” 一直以来了，三联书店以出版学术文化书为主业。那个年代，出版武侠小说存在一定风险。为了坚持学术定位，出版社采取了“整套销售的策略”。“三联一年新上架书只有120种，如果拆开来卖，单是金庸的作品就占三联一年新书的1/4还多，这个比例对三联未来的销售有潜在的危险，也会影响三联的（学术文化）主业。” 
香港文化博物馆内“金庸馆”陈列的部分金庸影视作品。 东方IC图 1994年《金庸作品集》出版之后，一时洛阳纸贵，掀起一阵武侠热。此后，国内其他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梁羽生、古龙等人的武侠作品。三联版《金庸作品集》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阅读新时代。 就在《金庸作品集》出版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 伴随金庸作品的流行，批评的声音一直萦绕不绝。很多人评价他的武侠小说俗、没有思想性，因而不登大雅之堂，比纯文学低一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并不赞同这类观点。“他的作品有历史、有现实、有文化、有想象、有人物、有世界。他把一种文学类型推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无论是在文学上的成就还是对人性的洞察，金庸比某些已获或未获诺奖的作家强多了”。10月30日金庸去世后，严峰在微博上这样写道，他接连发表几条微博缅怀金庸。 商界大佬的偶像 真正能称为“带走了一个时代”的名家，金庸算一个。 15部小说共计1100万字，金庸以他笔下人物的精神气格影响了至少两代人，早已超出文学领域。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金庸作品中最知名的话，出自《射雕英雄传》，1999年金庸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也用它寄语青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曾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这样诠释“侠”：“侠”是天地间别具一种激烈性情的人。在中国人的伦理中，人变得孝顺、安分、文雅、文弱、中和。也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在人与社会的对峙中，人没有活力去改变社会。而游走在边缘的游侠，常常成为揭竿而起改变社会的人。 商界大佬中有许多金庸迷，包括“风清扬”马云。10月31日，金庸去世的第二天，马云通过微博发布公开信缅怀，言辞沉郁、恳切。他以学生自居，讲述了金庸笔下的侠义精神与家国担当对他经商、为人的巨大影响。“若无先生，不知是否还会有阿里”，他写道。“我们18个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十六七个都对金庸小说特别喜欢，金庸的小说充满想象力，充满浪漫主义和侠义精神。尤其是侠义精神，替天行道，铲平人间不平之事。”马云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李开复也是金庸的粉丝。他在自传《世界因你而不同》中写到，自己读过五遍金庸的小说。玻璃大王曹德旺则自比金庸作品《侠客行》中的石破天。 北京大学严家炎是国内最早推崇金庸的学者。他认为，金庸的小说情节虽像“童话”，但其情理很真实。“金庸是自觉地追求一点武侠小说的思想性，他没有把娱乐和思想决然地对立起来，他的小说情节是荒诞的，是出于想象的，但是所包含的情理是真实的，是在现实生活里面也可以找到的，因此它能够引起人的一些联想，给人许多启发。” （本文写作参考 《守望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邹凯著，2008年，三联书店）
| 
